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政府
乾隆时期樟林南社港的地域范围及渔业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阅读数:6824 | 来源: | 发布日期:2017-02-10 | 字体大小: | 打印页面 | 复制链接
—新出土乾隆24年樟林镇司立界碑、48年澄海县正堂示禁碑的解读
 

2005年秋,澄海区东里镇樟林南社管区原信贷社附近,旧称港墘之处,发现清乾隆24年樟林镇司的立界碑;又在三山国王廟广埕堤脚挖出乾隆48年澄海县正堂的示禁碑。

二碑的发现,对乾隆时期樟林的航运、商业的迅猛发展、南社港范围的探索,以及樟林港的渔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新的出土文献资料。

今以二碑年份先后次第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1、乾隆时期樟林的航运,商业状况如何?24年碑的碑文虽然没有正面描述,但却在一场土地纠纷的官司案件中折射出来,闪耀着当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樟林镇司“为藐批复填官港事”称乡民蓝尔达“复填官港,阻塞契买铺后船只出入”。其违法事实就是藐视官府有关批示,明知故犯,复(再次)填官港。其时乡民填官港是为了“填筑盖铺”。可想而知,没有商业、航运、交通、住房等的需求,就不会有填港造地的需要。古今同理,看今日樟林或其他地方的现状,便可知200多年前樟林的经济在持续发展。乾隆7年澄海知县杨天德批准建筑河沟铺,开拓长发街,是樟林经济猛起的初期,那就证实在这17年里,其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尤其航运业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货仓栈房。于是出现乱填官港的违章建筑,发生邻右间的矛盾,酿成官司。碑刻的出土地正是当年栈房的铺后。樟林镇司的告示,还说明蓝、杜二家纠纷案之前的一段时期,南社港已经出现很多违章的乱填事件,故告示称蓝尔达的行为是“藐批”、“复填”。无视政府的法令,故曰“藐批”,再次乱填称“复填”。总之,从樟林镇司的立界碑证明当年樟林港商业社区在不断扩大及航运、商业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

2、24年碑有一句话,指控蓝尔达填港“阻塞契买铺后船只出入”。而此碑出土处在一间原来的洋船栈铺后,经多年前改造之后,尚存一门楼,在五路头南侧。货栈选择临港之处是因船只出入方便。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当年临港位置具体在何处?这间栈房恰好留下当年临港岸线的一个标志点,自然引发我们对当年南社港的实际港岸线及其范围的探索。

乾隆中期南社港的实际港岸线情况如何?除碑刻出土处的原洋船栈是当年的港岸线上一个标志点外,另一个标志点是南社三山国王廟前广埕南边临港的一个码头。此处码头经历至今还保存完好。二点成线,大体为我们今天考察当时港岸线勾勒出一个准确位置。即从码头到五路头的五路头路。这只是港岸线一段而已。

南社港的岸线如果以三山国王廟前广埕南边的码头作为中心点,从这里拾级而上堤顶,沿堤东行至天后宫的大堤,地名叫堤顶。不言而喻,这段大约500米的大堤,是防潮海堤。在南盛里堤屋尽头处,原竖立一方刻有“山海雄镇”的大碑,碑铭与堤下的三山国王廟的匾额相同,乃乡民祈借三山国王的威灵保堤防潮,护土安民。堤顶这条年代较早的老堤不妨称为南社港的东岸线。乾隆52年之前,港内未填建天后宫、南盛里、南康里,堤顶这条港岸线是绵延连接出海口乌涂尾的港岸。

从码头西行,经五路头路至五路头,过杨氏宗祠(后改建为南社大队队址),陈氏宗祠,南折向蓝氏书斋前,再往西经港墘路(又叫姑娘路)至关部前,又北折至洽兴街尾的蓝氏宗祠前止,这条路线应为南社港的西岸线。南社港在这里与横贯樟林市区的河沟会合,一同吞吐潮汛。

从码头到五路头一段的港岸线上述已作了考察。而五路头至蓝氏宗祠前这段港岸线的根据是什么?一般港岸被开发,成了商铺、栈房,前门临街,后头临港,运货船只可出入港面。据此,几十年前在这条路线上,就有从前遗留下来的商铺。蓝氏宗祠前南侧就有一间门临大街,后头临港的狭长的清代残破不堪的货栈建筑。

除此之外,还可借助五路头等处的地势因临港而有斜度来判断。如五路头,其东北方向来汇于此的二条街巷均呈高而低的走势。原杨氏宗祠与陈氏宗祠间的碎石路,往南走也呈现斜度。洽兴街尾的蓝氏宗祠向南至关部前的街道也是由高而低。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岸线的地貌特点。几处呈斜度的路段,经近年的修路填平,已难见当年初建时的地貌。

说到这段港岸线,五路头这处地方还得多说几句。五路头,顾名思义,是五条道路由此处辐射开去的中心点。当年是个集市。其商业活动沿袭至今。附近的居民称此处为下市,相对于广盛街俗称内市而言。这里当年应是一个内凹的小湾。杨氏宗祠、蓝氏书斋(已拆作露天戏台广埕)是后来填建的。与五路头隔大水沟的那条路,应是通往码头的行道。

至今,南社港经过200多年的不断填塞,建筑物不断伸入港面。但乾隆中期南社港的港岸应如上述所推断。

3、乾隆24年前后南社港究竟有多宽,港区的范围至何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先要说明概念有别的樟林港与南社港的关系。一般史志记载的樟林港,也称东陇(今作东里)港。据康熙澄海县志疆域图所绘,没有樟林港;东里溪出海口有二港:一东陇港,一旗岭港。其实,至清代康熙间,由于政府对樟林在海防及地方管理的重视,8年署澄海知县阎英奇督建樟林城堡,设守备署,驻兵五百,设樟林母汛于城内,由千总一员领之,统辖东陇、鸿沟、盐灶塘、九溪桥等汛。又移东陇河泊所大使署于樟林城内。正当乾隆一朝樟林的经济又突飞猛进,使樟林成为潮州府东北部澄海苏湾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名气飙升。故东陇港在乾隆潮州府志中改为“樟林港在县东北三十里”[1] 。乃前志所称的东陇港。东陇港、樟林港实一地时代先后的异称。有学者指出,明清地方志所称这类港,“均指河海交汇之水道”[2] 不是面向大洋的深水港。水道宽广的樟林港,内中浮聚滩地,塭田。潮平两岸阔。大船要借潮水入港。如嘉庆10年,海盗李崇玉于“七月二十四日,潮水涨溢,乘匪船四十余只驶入乌涂尾港”。[3]樟林人理解南社港一般认为从堤顶天后廟至蓝氏宗祠前的港面。如果以清代洋船出海在乌涂尾计起,南社港则是内港。一般所称的樟林港,实函盖了南社港。

至乾隆24年,新兴街尚未开发,南社港是以樟林南社社区南岸为港岸线,东南接乌涂尾港面,应包括天后宫南面今南湖在内的纵横水网,非深水也非能避风的良港。在这片面积不太大的浅水港面,其中浮聚着滩地塭田。如与南社只一水之隔的新兴街在未开发之前,仍是“海滩田地”,叫“棉布围”便是塭田[4] 。离新兴街西门楼不远,也是塭田,地名“塭仔”可证。潮水甚至可达今苏北中学旧校址之外。中学之南有张厝内,地势比苏北中学高出约一米,是建筑在旧时的堤防之上。几十年前还在元兴祠前保留一小段旧堤,路面与蕹菜田的落差约一人多高。附近 堆脚连理榕南面至今有旧灰堤残段可见。塭仔居民点便在残堤之南。从红肉埔、尾园至南社港岸这片港面,当时已成为塭田为主的河汊交错、水道纵横之地貌,潮涨时水网沟通南社港是毫无疑问的。有一条看起来是当时沟通南社港的大水道,其遗迹在几十年前还是联接贯通的:在新兴街西门楼不远有一高大涵闸,闸之北通南社港,闸之南有一脉弯弯曲曲的水塘沟渠,绕过塭仔林厝祠前,拐向植芝里一带。如果不是此处新居民区的兴建,应与三合桥的水塘相通。故乾隆24年前后,南社港区应包括新兴街,塭仔、南湖在内的河汊水道。

乌涂尾是南社港的出海地方,清代在此设置海防炮台。更早时这一带的海水可达今苏北中学的尾园埔。何谓尾园?得乌涂尾之名而命之,甚符合地名学的原则。这一带最大的浮聚沙线就是尾园埔。近邻又有红肉埔。红肉是海贝类。早年这二处地方为海水所包围。

如果推得更远古些,乌涂尾是韩江支流北溪二个出海口之一。北溪至隆城一带,水分数路入海,绕东里、水寨、上西陇、陇仔、月窟、樟林分汊入海。

这种推测,与嘉庆《澄海县志》卷7·山川记载很相似:“东陇港距城北二十里,在东陇村外,自韩江而来,至隆都合樟林之水而入海”。清代各志的疆域图就看不出合樟林之水。在嘉庆修志时,这种情况恐怕失实,这是从前修志时陈陈相因,搬用前朝旧志的资料而不作田野调查有关。却恰好证明“至隆都(指龙眼城)合樟林之水而入海”曾经是韩江支流北溪出海口的实际路线。到嘉庆时这条水道早就淤塞被开发。几十年前看到的从月窟西北、塘西南三合桥,东过植芝里、新兴街外、天后廟前出水仙庵一带的河汊水塘,便是入海水道的遗迹。不过在乾隆时,这段曾由北溪直入樟林港的较为宽广的河汊水道,应属南社港的范围。话虽离题,只是谈到樟林港时附议而追溯其历史源流。

逮至乾隆52年新天后宫在堤岸之内落成,再到嘉庆初,樟林洋船商中林五家族的倔起,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洋船业的需要,开发新兴街。选址在与南社隔水相望的滩田棉布围,创建货栈一条街,还兴建达祖家廟、外祠、府第及民居。自此之后,南社港就成了一个狭长宽窄不等的封闭的内港。又在清末民初填港盖建成南盛里、南康里。相对乾隆24年之前,南社港的港面萎缩了很多,只多了一条界限分明的新兴街的南港岸线。这条港岸线倒是至今无大改变。

1、明万历至清乾隆樟林是潮州的大渔港

樟林于明代嘉靖建制,到万历时,已是有名的海产品的生产、集销地,闻名全潮。如明本潮州戏文《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就有这么一句戏文:“今使你去庄林买二个海味”。地名称“庄林”,正是樟林人自称本乡的读音。这种特殊的读法,说明“庄林”即“樟林”。[5]当时戏曲作者未必到过樟林,但知樟林盛产海货。[6]直到清代,樟林还有一条专买海味的闹街,叫广盛街,本乡人多叫内市。此事记在《樟林游火帝歌》中:“第七广盛销海味,亦有扣 共牵罾”。[7] 从戏曲、民谣所反映,樟林明清时是潮州的有名大渔港。

反映从前曾经存在过什么社会活动的地名,也能证明清代南社港的渔业兴旺历史。如南盛里,有一条巷名叫“渔行巷”,著名文学家秦牧的故居就在这条巷中。此处当年是海货的销售地,故名。和渔业、航运相关的行业,因船只最需要的工具之一的绳索,也成行成市。所以佐近有“索铺池”,专门生产绳索。

在乡土文献上,今立于南社三山国王廟里的明代万历碑刻《均匀碑》,它是“为一乡渔课事”而立的。最近出土的乾隆48年澄海县正堂的示禁碑称樟林乡“全赖商渔船只输课赡生。”立碑涉及渔船主与渔工纠纷的事件。

上述戏曲、歌谣、文献、地名均说明从明代万历至清乾隆48年近200年里,樟林一直保持潮州大渔港的地位。

2、樟林渔港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乾隆48年示禁碑的史料价值在于反映清代在粤东这个渔港出现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尽管这种模式不是当时渔业生产中的绝对形式,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经济活动方式。在封建时代,只有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没有农民在生产过种中以创造财富的角色向地主进行角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除非常时期的造反年代外。但乾隆年间樟林渔港的渔工运用他们在生产中的主要角色的优势,可以“恃强”,尽量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说或许不符合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却涉及到人类社会在私有制时代财产分配的重要核心问题。

事件是这样的,樟林当时的经济靠“商渔船只”支持。渔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全靠父子船、兄弟船一类的小规模生产。扩大生产,需要大渔船导致有资本的商人或地主进行渔业投资,钉造“渔船捞风”,“船户舵工除本费外,同分利息”。以陈发万为首的渔船主控告“不法奸伙私醃私卖,甚且拴(窜)通小船奸贩驳别处销售……致连年船主血本有亏。”毫无疑问,当时樟林的大渔船生产有一种资本、智能、劳动力的合股形式。有资本的富人未必能操舟于惊涛骇浪之中,能驾船并掌握渔汛的舵工老大及一般渔工又无资本钉船。有的为了发财、有的为了生计,他们合作起来,实行“船户舵工除本费外,同分利息。”船主与渔工似乎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实行支付工资的形式,而是将“所捕海渔及一切虾、蟹、螺、 、 、墨等物逐一装载回港;眼同秤交船主,照依时价发卖,按照规约所载,分给鱼价资生。”由于渔工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捕鱼的产量上,分利与产量成正比,所以能充分发挥渔工的最大限度的积极性。如果分利比较合理,无疑有其进步的一面。看起来一切按“规约所载”分利。非常可惜,这个只“粘规约一纸”的“规约”的细节,没有附刻在碑中。所以无法考察当时除工本费外,船主对舵工渔工们所创造出来剩余价值如何分配利益,各占多少比例?“规约”是否相对合理?这就为渔工私醃私卖不按“规约”的行为留下伏笔。可以推测,或许“规约”的分配比例过于悬殊,迫使渔工回港前做手脚,先行分利。渔船主与渔工,是相互依存的二方面,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要有理性的规约才能双赢。类似的“规约”,若接近合理,共同遵守,就不会出现渔工违规情况。

船主与渔工之间始终是劳资的关系,其矛盾是绝对的。为了生存和发展,妥协总是需要的。“经会同港众,挽同船工酌定规约”。不知当时的渔工有无行会,清代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如广州的丝织业有“西家行”的组织,[8]可与作坊主进行对话。又如苏州的丝织染布业,工人可用“叫歇”的罢工活动讨公道[9] 。看来樟林港的渔工是分散的个体劳力,所以碑文说港众(指渔船主们非指一般居民。)才“挽同”船工酌定规约。“挽同”一词,反映船主们以主动为一方,带有挽救的口吻。双方还能酌定规约,还是通过对话定个协议解决纠纷,没闹到“叫歇”的地步。

乾隆48年樟林港的渔业纠纷也说明在生产活动中,虽有规约,但没有切实的管理手段,任何规约协议也只是一纸空文。在海上作业的一条船中,不可能设立一个专职的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监督。另一方面,在契约社会中,立约双方要共同承担风险,没有对契约的履行道德,没有诚信,同样也不能实践规约,对社会生产是不利的。

乾隆48年澄海县正堂的示禁碑,是樟林地方诸多碑刻中有关经济活动的乡土文献。它反映樟林港渔业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它还涉及到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活劳动创造价值。是资本、生产工具占主要,还是现场操作的劳动者占主要?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护有资本的都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护拥者,认为他们在分配上占主体成分是合理的,损害生产活动中的执行人劳动者的利益。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原则,势必引起劳动者的反抗。在他们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会用消极怠工对抗。他们在生产环境特殊的情况下,如樟林港的渔工,在无监督的情况下,会虚报汛情,转移、私分产品以补偿分配的不合理。于是出现“私醃私卖,甚且拴(窜)通小船奸贩私驳别处销售”的违规事件。

从碑文看来,立碑之前,“船户舵工除本费外,同分利息”似乎是一种口头认同,在有了“规约”立碑之后,私卖私醃的做法就等于违法,要遭投资的船主的追究。他们请政府保护,帮忙立碑,相当立法。通过法律手段予以阻吓和惩罚违法的渔工。这就是乾隆48年澄海县正堂示禁碑设立的原因。

在释读碑文的过程中,不少字词要多次斟酌后方能明白。碑文明显带有方言及误笔,本地人士释读起来还颇费思量,不熟潮方言的人读起来更有难点。这类碑文不象出于规范使用文字的撰写人之手,有必要做些辨识和说明。

碑文中“仍”误作“另”、“亟”误作“极”,用俗字“迯”作“逃”,已为吴侠卿先生在释文中指出。还有错别字、异体俗字、生僻词语。今罗列如下。

1、二十四年碑:

(1) 碑文有“觊 ”,应是“觊觎”的误写。“觎”误为 ,是因“籲”与“觎”潮音同,活剥“龠”傍代替“俞”傍所致。

(2)级 疑“给”之误。“此级”应为“此给”。可用48年碑来证明。碑文有“呈缴规约到县,当批候核给”之句。上司的批示下发,在公文之未称“此给”可通。

(3) “据”的俗字。[10] 明代澄海民间普遍使用。有的又作简体的“ ”。 [11]

(4)两造 旧时官司文书中指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术语。

(5)如 应为“谕”字之误。潮方言“如”与“谕”同声。

2、四十八年碑:

(1)拴 一般字典有载,义为:系、闩、拣。碑文“拴通”为一词。从上下文意,以方言推之,“拴”为“窜”的生造字。用形声法,形旁加“全”声,潮方言“全”与“串”音同调异。但与字典“拴”字形巧合。

(2)迯 逃的俗字。《日本大玉篇》辵部:“迯,俗逃字。”古代已出现,潮州歌册更加普遍。

(3) 当为“卸”之误。

(4)结存、存各 结,定案具结。存,存档。碑文中的公文术语。这类术语共4例:

①将规约呈核结存。(2例)

②呈缴规约到县批候核给规约存各。(1例)

③粘约呈缴批候核给规约存。(1例)

经过对比,第2与第3例的句式基本相同,末尾“规约存各”也应相同,可见第3句漏一“各”字。又“规约结存”与“规约存各”也应意同。“结存”也作“存结”,可见第2句的“各”是“结”字的误笔,因潮州话二字同音。很明显,第3句所漏一字为“结”。

(5)蠏 即蟹的异体字。

(6) 字典不载,也是形声法的方言生造字,指海蟹中的一类。方音读“饲8”。这种海产清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二·物产作“蠘,壳微青,有白点,长脚……潮音读如齐之入声。”《汉语大字典》有收录,引宋代洪迈《容斋四笔》述东南沿海的海蟹有“黄甲、白蟹、 、蠘诸种”。又引明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卷下:“蠘,似蟹而大壳,两傍尖出而多黄。螯有稜锯,利截物如剪,故曰蠘”。这类海蟹腹雪白,背有花纹,青蓝黄褐色各异,体大脚长。樟林有句俗语:“峗唔过三只蠘,”形容人矮蠘脚长。有青脚蠘,白蠘等。《汉语大字典》有收“ ”字,音与“蠘”同,应是“蠘”字的异体。其注引宋代傅肱《蟹谱·白蟹》原注:“即海中所生是也。今忽有,因号白蟹”。可能是俗称的白蠘。

(7) 碑文指的是一种比目鱼,晒干味道鲜美,是做菜的上顶佐料,潮方音叫“缔脯”。碑中此字也是形声法所造生字。将“缔”变换形旁作“ ”。《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载:源于龙侯之山的决水“其中多人鱼,其状如 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郭璞注:“ 见中山经。或曰人鱼,即鲵也。似鲇而四足,声如小儿啼。”碑文的“ ”鱼与字典所收“ ”字属形同义异的巧合现象。《山海经》中所载的“ ”今俗称娃娃鱼。以潮方音生造的“ ”字,即《汉语大字典》所收的“鳎”,比目鱼。广州话叫“鳎沙”。

上述对碑中因方音关系而不规范各字的辨识,或许对释读这类碑文时在方法上引起注意。尽管与本文议论史事的主题无关,还是作为文章—部分居后,难免有蛇足之嫌。(黄光舜先生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2005年11月初稿

2006年春节定稿于樟林

(作者为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

注 释:
[1] 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
[2] 陈春声《樟林港史补证三则》,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澄海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樟林古港》第148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4月。
[3] 嘉庆《澄海县志》卷22,海防。
[4] 林圣渠等《咸惠公与新兴街》,《古港樟林》第428页。版本同注[2]。
[5]《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第79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庄林”与“樟林”在读音上,雅言与方言并非谐声。但可以肯定,“庄林”与“樟林”指同一地方。樟林人“樟林”读“庄林”。周边或熟知樟林的人,“樟林”也自然读作“庄林”。若不熟樟林地方,讲普通话的人“樟林”必读“章林”而不读“庄林”;讲潮方言的人“樟林”必读“浆林”而不读“庄林”,若闻音而记录也必记“庄林”而不写“樟林”。当年剧本的作者也未必到过樟林,但知其地盛产海货。樟林本乡人为什么读作“庄林”,应请音韵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解决。操潮语的人要跟樟林人一样都读“庄林”,这与姓名的读法从主人的惯例相同。
[7] 佚名《樟林游火帝歌》,《古港樟林》第526页,版本同注[2]。
[8]《中国史稿》第七册第539页,《中国史稿》编写组,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9] 同注[8]。
[10] 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第66页,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1957年9月。
[11] 蔡英豪等《澄海岛门明墓出土距今402年的〈通关牒文〉》,陈景熙主编《汕头收藏》总第二期,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