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 3 月，苏华、孔二到中央局什么机关被捕，省委大乱，我们都住在旅馆里。这时同小陈住在常委会议室的黑大姐裴韵文的关系还在我手里。黑大汉转达了中央局新组织方案，说任命他做江苏省委书记，执行这一方案。我因不同意这个有利于敌而有害于我的新组织方案，结果被戴上“反党”帽子，撤销了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常委职务，交中央局处理，并且在党刊《斗争》上公布了这个决定。我看到这个决定后，在中央局写了一个申明书，题目是《只有以自己的鲜血才能洗清这一历史的污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重新分配了我的工作。

我又被派往皖南巡视工作，7 月回上海，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执行新组织方案的赵立人那届省委被破坏了。高文华又派我帮助建立新省委。书记由从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调到上海的宝尔担任。组织部长是中央局招待所主任小黎，李维汉的大女儿和他住机关。宣传部长是从北方调来的一个教授，名字想不起来了。宝尔还从厦门带来了一个女同志，准备同他住机关的。因中央局知道她丈夫已被捕叛变，不让他同宝尔在一起，就放在那里没有用。我帮助建立的新江苏省委不是黑大汉（赵立人）传达的那个新组织方案，是我建议过的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方案，即我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知道书记宝尔的家，书记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知道宣传部长的家。

这时中央局是高文华领导我，江苏情况我向高汇报，高向中央局反映。我在皖南巡视工作回到上海写成报告后，中央局一个名叫老龚的到我住处谈话，拿去了巡视报告。据高文华说，他就是在天生（阿江、黄玠然）被捕后领导他的新负责人。说他有些新东西，与阿江不同。高认为自己也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可是后来听说中央局李竹声、盛忠亮相继被捕了，中央局对老龚有所怀疑。有一段时间，我在新疆路一家土产店后面一个房子里住，老高常到我住处。有一天老高没有来，却来了个陌生人，对了暗号后，他说：“我是特工队的，老高要你赶快离开这里，我引你出去，什么都不带。”经过三道（我认识的人）关系，才见到老高。老高引我到法租界一个文件处，这里只有一个印刷工人同志住在里面，他对我说：“老龚有问题了。敌人已侦知你的住处，中央局要你转移时，老龚建议让你去新疆饭店，中央局有关部门已知新疆饭店正是敌人特务包围的地方。他为什么要你去住那里？中央局认为他不怀好意，所以，经过特工队把你从住处抢救了出来，不让老龚知道你在哪里。把你放在这里同他隔离。”我就住在文件处，继续跑江苏，同老高联系。再有一次高对我说：“老龚的问题严重了，中央局把他隔离起来了，派人监视他进行审查只说他环境不好，不能外出活动，敌人要抓他而破坏中央局。但他总是偷偷跑出去，中央局认为他是出去同敌人联系。”另有警报说：“敌人已经注意了宝尔，但始终找不到宝尔，说他太机灵了。”我同老高研究这些情况，认为敌人是从各方面搞江苏新省委，一方面抓我，一方面抓宝尔，从两方面突破。我一方面写条子给宝尔要他加倍注意，另一方面要江苏省委加强秘密工作警惕性，这是从内外两个方面的一场严重的对敌斗争。

此后不久，一天老高约定要到我住处的时间过了，人还没来。我正在等得着急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店员打扮的陌生人，对那个文件处的同志说：“老高发生了问题，赶快转移，现在就去找房子，找好了把地址交给我就搬家。”那个文件处的同志指着我问：“他呢？”那个店员打扮的人看了我一眼说“不知道，我去请示，拿来新地址时再告诉你们。”文件处的同志赶快去找好房子回来。那个店员打扮的人又来了，拿了新地址，肯定地说：“他同你一起搬。”这时已是九点多钟了。我们搬到新地址不到一个小时，老龚忽然来了。我大吃一惊。我怕他发觉就故意问道：“你怎么跑来了的？听说你的环境不好，不能外出，你应当知道，象你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旦出了事会给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他苦着脸说：“是啊，我的环境不好，我同中央局失掉了联系，没有地方住，你带我到江苏省委暂住，同中央局接上关系。”我想，这个家伙果然想通过我钻进江苏省委。我对他说：“我们也同中央局失掉了联系，老高出了事就无法找到中央局。我们现在都住在旅馆里，一天搬几次家，都在马路上接头，哪有住处。”我故意看表说：“接头时间到了，我得赶快去，你要保重，做遵守纪律的模范，不要乱跑。你找中央局比我容易，中央局要找你的，你接上头转告中央局，你可到这里通知我。我们如果找到中央局，到哪里去找你呢？你得留个地址。”他留的地址更奇怪，就是宝尔从厦门带来的那个女人的住处。宝尔没和她住机关，老龚却同她有关系，这不是很怪吗？难怪警报说敌人要找宝尔始终找不到，这里面还有这些明堂。我拿了地址假装抢时间接头就跑出去了。我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跟梢的，就一头钻到江苏省宣传部长家不出去了。第二天通过团省委转来一个条子，说：“子才从昨晚 8 时失掉了联系，如在江苏，要他把从昨晚 8 时后的一切情况如实报告中央，如不在江苏，就是发生问题了，江苏省委特别是他知道的地方立刻转移，对他进行戒备。”我接到条子后立即向中央局汇报了上述经过。下午那个特工队员来了，说：“老龚不能留下，中央决定做掉他。”命令我说：“你通知他今晚去山西旅馆，住客名字用熊国华，我们明早拂晓就去做他。要坚决除掉这个祸害！”我等宣传部长回来后，写了一张条子说：“中央局正在找你，要你去山西旅馆，名字是熊国华，中央去找你。”宣传部长赶去给宝尔，宝尔派人送给那个女人，由那女人交老龚，宣传部长黑天去的，等到十来点钟才回来，交给我一个老龚写的复条说：“我的环境不好，不能去开山西旅馆，我派人去代理，同中央接上头我再去。”我一看糟了，他不肯去，派人代理，明晨搞错了人暴露情况，那还得了，我怎能担当得起？我又找不到中央局，无法只好自己处理，我想只好给他一个错觉，促使他不得不去。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中央局去找你的人是不许一般人认识的，你不去，他就不去找你。”这意思就是，找他的人是中央局的重要负责同志，既然重要负责人亲自去找他，那中央局并未怀疑，是他自己心中有鬼。更重要的是究竟是哪一位负责人，非他自己去不能识别，他还要继续搞鬼，所以就非去不可。果然，宣传部长拿回来的回条更简单，只有“完全同意”四个字。我想这个促使他发生错觉的条子起作用了，就睡觉了。第二天清早弄堂里叫喊：“看《大美晚报》，山西路山西旅馆刺杀政治侦探熊国华案，看《大美晚报》呀！”我们买了一张报看了，也还是有点担心他是否自己真去了。中午特工队的同志去我住处，脸上愁容满面。我惊问道：“我们看了《大美晚报》，是否打错了人？”他说：“没打错，是他。”我把昨晚他第一个回条和我给他第二个条子及他的回条，都对特工队的同志讲明了。他说：“两枪没有打死，敌人把他送进宝隆医院了。我们会吃亏的。但到宝隆医院也得把他打死。”特工队的同志临别时说：“你不要出去，回来我来和你联系。”

过了两天，特工队的同志来通知我搬家找一个房子，中央局要找我谈话。这样我就搬到新住处。中央局来人说：“由于在山西旅馆没有打死老龚，我们的特工队遭受了很大损失。但在宝隆医院还是把他打死了。你在上海也不能再呆了，这回是非派走不可了。由于你搞过湘鄂西根据地的工作，又搞过上海这样复杂的地下工作，中央局决定派你到满洲省委去。……我就于 9 月底离开上海去满洲省委了。

     编者按：杨光华同志于 1933 年 6 月至 1934 年 3  月在江苏省委工作（化名子才），任省委秘书长。他于 1984 年 9 月在《江苏革命史料》第 12 辑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十年代我到江苏省委工作的经历》的回忆录，现节录该文有关宝尔（许包野当时的化名）部分，予以登载。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