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 8 月，设在郑州的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有可能暴露，党中央决定调走省委书记老李（吕文远），省委机关也从郑州搬到开封。吕文远在调走前，曾说由组织部长张国诚（化名老王）代理省委书记。大约 10  月，老刘（许包野的化名）来开封就任省委书记。与老刘一起来的有小叶 ( 省团委书记 ) 、小汪（陈绿漪，文革中被逼致死）。我受组织派遣，到省委“住机关”，和老刘住在一起，做掩护工作。

关于当时省委的工作情况，我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对省委工作情况知道甚少，因当时有一条纪律就是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问。就我所知道，老刘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发展党的力量，发展武装队伍，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工作也较有成效。还准备搞武装暴动，后因机关遭到破坏而中止。

我对老刘过去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广东人，到过苏联，很有学问，那还是老王一次无意中告诉我的。老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肃认真、学识丰富、忠厚老诚、举目文雅，具有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是一位高层领导同志，年龄也比我们大得多。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同志的要求也很严格。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轻浮的话。但他从不摆架子，而是平易近人，也非常爱护同志。他工作十分认真刻苦，时常是早上出门联络同志，晚上回家，也时常写报告指示和宣传纲要等至深夜。生活很检朴，吃的是小米红薯粥。天气渐冷时，他就带我到街上买了棉布，回家后我就做一件棉衣。为了使机关的生活不简单枯燥，有时工作之余，他还象小孩一样与我们玩打线条的游戏，也时常给我们讲一些苏联男女平等，妇女翻身得解放，与男人一样为社会做贡献的故事。我也讲一些我老家察哈尔的民间故事给他听，他也挺感兴趣。

他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们，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关心我们。一次，我对老刘说，你的知识那么多，教教我们吧！老刘问：你喜欢学什么呢？我说，随便都可以。他想了一下说，就学点哲学吧！然后，他就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东西启

发我们。比如，他举例说明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道理时，就以萝卜籽到萝卜，又从萝卜到萝卜籽的变化过程，使我们懂得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样的大道理，听起来通俗易懂。

大概是 1935 年 农历正月十六 这一天，老刘告诉我，他下午一点回来（每次出去都约定回来的时间，如不按时回来，就有可能发生意外），可是到了两点多钟他还没回来，我正着急时，忽然小马（马青芳，开封女中学生，我们的住房是她给找的）带着小汪（她与老王、小叶住在一起，但没见过面）来了。小汪告诉我：老刘在他们家。今天是老王按约定时间和中央派来的交通员接头，老王到接头地点时，看到有几个陌生人在附近转来转去，他就回来要老刘他们赶快从后院走（事先准备好的出路）。当他们正要走时，已有三几个人进了院子。老刘和小汪跑出来了，老王和小叶无法脱身而被捕。老刘即叫小汪找小马通知我，要我们一起离开到郑州去。老刘还要去通知其他人。小汪按老刘的指示通知我们。这样，我们三人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小马和一个寡母过日子，家里很穷，我与小汪是外地人，身上也没有一分钱，很着急。还好，小汪知道小叶下午要和新郑县委书记（名字记不起）在×旅馆约定接头。我知道第二天省委有人和郑州团省委委员小邓接头的时间地点。小汪到旅馆找到了新郑县委书记，告诉他省委机关破坏的情形，要他和我们一起到郑州找组织，要小马到亲戚家躲避。为了不错过在郑州接头的时间，我俩便和新郑县委书记（他还有一点钱）连夜乘火车到郑州。当时在郑州还有省委委员老周和王炳。他们曾派人几次到开封打听老刘的消息，打听不到，估计是被捕了，但还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1935 年冬，我在河南反省院见到小汪，她告诉我，听王炳说，老刘跑出来后，第二天晚上在旅馆被捕的。被捕后，敌人用各种酷刑，还给他十指钉竹签，但老刘坚贞不屈，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被解往南京监狱。这些情况是王炳被捕叛变后听特务说的。以后我就不知道老刘的情况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老刘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感谢澄海县委党史办、厦门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才使我知道老刘的真实姓名，也使这位湮没了几十年的英灵得以慰藉。

党和人民的好儿子——许包野烈士安息吧！   

（朱蓬歆为原澄海党史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