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敬爱的杜老逝世的一周年，我读了广州“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同志们编辑的《杜国庠文集》，倍觉他的精粹的遗篇逸章是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的典范，教育意义很大。读者可以看出，《杜国庠文集》的五部分，包涵着中国哲学思潮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关键性的问题，同时更贯串着通过对哲学史的总结而展开理论斗争的精神。

我和杜老，从开始通信商量翻译经典著作，以至我们在一道从事学术的组织工作，共同编辑《中国学术》季刊、《新思想》等几个刊物和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已有卅余年的历史。正如郭老所述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但我和他更是师友之交，我受到他的教益很多。他的忠厚长者的优良品质，他的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以及生活严肃、简朴、谦虚的作风，他的学习中精益求精的自我批判精神，他的“有条不紊”（郭沫若同志的赞语）的治学方法，他的对青年循循善诱的态度，特别是他在革命工作困难的日子里所表现的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和敌人斗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意志，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了解杜国庠同志比较深的是他在文化战线上有的放矢的战斗精神和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成果，因此，我想从《杜国庠文集》中所表现出的这两方面概述一下他的优异成绩。

杜国庠同志始终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积极的战士。从 1928 年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期起，就针对反动理论从事无情的批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并研究中国文化遗产，即使是用简短札记的体裁写的文章，也是有的放矢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学者们，配合蒋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和对日投降政策，企图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放出了各色各样的反动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纲领，什么“复兴礼学”的复古主义，什么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什么宣传卢卡奇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胡风派等等，杜国庠同志对这些反动理论几乎无不痛予批驳。他在一篇《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的论文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以及将来新时代礼乐的前途之后，批判了国民党反动官方的《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先锋》等刊物的反动说教，指斥这一小撮文化匪徒是封建思想的复古主义，是为蒋介石没落王朝“制礼作乐”的专制主义，是如叔孙通之替汉高祖制礼而贡献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残酷工具，是一种奇谈怪说的“民族宗教”！在这篇文章中，杜国庠同志指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礼乐“其本身实随着时代而发展，……是适应于奴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东西”，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预言：“我们相信只要使民众获得充分的民主自由，获得丰衣足食的机会，获得接近世界前进的新文化（按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新的科学和文艺，获得批判接受中国过去文化和时间，那末，……一定会有优美的礼节和音乐产生出来。”杜国庠同志对准了那些反动派的御用“理论家”责斥道：“不加批判地提倡什么‘礼学'，那必然要做古人的俘虏，而根据那些‘礼节'来鼓吹‘制礼作乐'，也必然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他最后指出这般人的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犯了滔天的“罪恶”！

在抗日战争的末期，胡风的《七月》发表了《论主观》一篇所谓哲学的文章。当时因为我们还没有摸清胡风反动派的底，只有从理论上予以批判，而且发表文章也很困难。杜国庠同志和冯乃超同志组织了一次报告会，指定我发言，事先杜国庠同志同我谈到的意见非常有见地，他说“必须把《论主观》一文和胡风的编辑前记联系在一起予以痛击。胡风这人诡计多端，阴阳两面，我看《论主观》一文虽是别人执笔的，但内容全是胡风的反动唯心主义。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很可以欺骗一些青年，危害甚大。你不要拘泥胡风本人在座，必须公开毫不留情地痛加驳斥。我看胡风不敢反噬，如果他真要反扑，我们一起和他斗争。”解放后，胡风反动的政治面目露了原形时，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教言，实在珍贵！

在抗日战争时期，杜国庠同志还对冯友兰先生的著作《新理学》、《新原道》、《新原人》等宣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辩论。当时冯先生的学说很迷惑一些人。例如在杜国庠同志和我参加的一次读书会上，张申府就胡说：“中国文化，要孔子，罗素和马克思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新理学》已经是有代表性的杰作！”杜国庠同志听了这种谬论，大笑起来。他在会后对我说：“我们应该批判‘新理学'。我想，我们可以用商榷的态度 和冯 先生进行辩论。”他带头写了三篇文章，即收在《便桥集》里的三篇。其中《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批判《新原道》的，《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是批判《新原人》和《新原道》的，《论理学的终结》一文是从历史来批判《新理学》开倒车的。《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是总括前三篇的论旨发挥的，登在《中国学术》季刊创刊号。现在都编入《交集》的第三部分。杜国庠同志对我这样说过：“新理学者玩弄古董走到那里，我不得不跟到他那里，予岂为古典而古典研究哉？予不得已也！”

杜国庠同志写的几篇批判文章，当时曾经设法转给 冯友兰 先生，带有商量的意思。 冯 先生虽然当时没有接受批判的意见，还写了《新知言》，间接地有所争辩，但从解放以来 冯 先生所写的几篇自我批判文章来看，杜国庠同志的批判对冯先生是有帮助的。

杜国庠同志写批判“新理学”的论文在当时是很有分寸的，但是很有说服力。他在当时限于环境，只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展开论点：一方面，说明唯物主义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揭露“新理学”自居于“接着”几个唯心主义的传统，在于美化腐朽的唯心主义而否定中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以至存在条件；其次论证在中国哲学史中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不是如“新理学”所说的“中国哲学精神”是几个唯心主义的杂汇。另一方面，为了使人明了“新理学”的欺骗方法，杜国庠同志对哲学史文献作出了符合于实际的分析和批判，进而证明“新理学”歪曲事实，矛盾百出。杜国庠同志最后还指出了“新理学”的阶级根源及其反动实质：

第一，“新理学”的人类四种品类存在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等级命定观在自然界的虚构，其中所谓最高一级的圣人宜王说，这个王据说即“指社会的最高首领”。这就从神界下凡到俗界来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现实的政治统治的例外权了。杜国庠同志指责说：这样所谓“大公”的皇帝，历史上多的很，“未始不可流于容恶庇奸，而且实际上擅权窃国的大奸巨憝，未始不被其狐群狗党誉为‘圣明神武，首出庶物'的。……这种说法，势将助桀为虐，而误天下苍生！”从这里可以看出，由“新理学”披上神圣外衣的和杜国庠同志所刻划出原形的是同一个罪恶昭彰的独裁者。

第二，“新理学”把“担水砍柴”的贫苦劳动和“事父事君”的奴隶道德，都说成可以“经虚涉旷”，都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据说这样就可以没有对立而统一了，实质上这是一种安命于阶级压迫的奴隶哲学的玄虚形式。“过河拆桥”的中庸认识论一旦下降到人类实际生活中，便成了庸俗透顶的阶级调和论。杜国庠同志批驳这样的说教，认为它“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

杜国庠同志的这种批判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他的明辨是非的精神在解放后得到了证实。

杜国庠同志对《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计划，和我相约必须不放松对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在当时有困难，但在内容上还必须针锋相对的。例如对实用主义者歪曲或诬蔑了的唯物主义者后期墨家、荀子、王充、范缜、颜元、戴震和章学诚等人，对有些唯心主义者所假借的庄子、公孙龙、向秀、郭象、华严、禅宗以及程、朱，对有些唯心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所曲解的周公、孔子以至王阳明等人，必须破除谬说，予以历史主义的阐发。杜国庠同志计划着重于墨家、公孙龙、荀子以及禅宗、王阳明等方面的研究，揭露反对理论的“走私”，这方面他做得很有成效，在一系列的文章或札记中都贯彻了这一计划。例如《以天地理天地》、《不可破句读书》、《太极原义不指本体》等短文都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在一九四三年写的《论 < 公孙龙子 > 》一篇名文的结论就是有的放矢的批驳和痛斥，他说：“在研究中，也时常觉得公孙龙好像还活着，活在近人的新理学之中。公孙龙的‘指'世界，似就是新理学的真际——‘理世界'。……都不合乎真理。…… [ 二千余年的 ] 时间又似乎对于某些人显得格外无力。谁能说几千年前的古物不会和当前的现实生活发生藤葛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研究的一点结果写了出来。”

杜国庠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有卓越成绩的。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博，对古文献的知识钻研的也很深，他曾计划要写《中国逻辑史》、《中国佛学概论》等书，多次对我谈过他计划的腹稿。他在晚年所编辑起的论文集都是阐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不是他所自谦称名的“便桥”而已，而是具有启发性的心得。

从《文集》的第一、第二、第三各部分，读者可看到杜国庠同志对墨子、公孙龙、荀子以及清初学者有特别深刻的研究。这里只举几个方面的突出的例子：他对公孙龙哲学思想规定为“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结论，我想是确乎难移的断案；他对公孙龙的“坚白离”和《墨经》的“坚白攫”的对立学说认为是战国时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方面，我想是卓越的发现；他对墨经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珍贵遗产的诠解与评价，我想是功力很深的独创；他对荀子《成相篇》认为是文学上的风格以及其中有对其哲学思想总结的作用，我想论断是正确的；他对中国古代中世纪唯物主义者的一系列论断，我认为他为中国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至于他说的“批判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问题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战斗任务”，在这方面他所做出的范例，我想是更为我们大家要虚心学习的。杜国庠同志在近年和我两次晤面时，曾经和我讨论过有从宗教方面进一步研究墨子思想的必要，最后一次会面，他讲了不少他在这方面的新发现，可惜没有把著作写出来。他还对我嘱咐，如果再版《中国思想通史》时，切记补充写上宋代的杨万里，并对王安石思想的经验论因素加以补充。他说南宋时代的杨万里在唯物主义阵营中是陈亮、叶适以外的一支别了山学派。这一点，他在《便桥集》中已经有简略的论述。我在新近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依据杜国庠同志的遗言，特写了一节《杨万里思想》。

《文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仅收集了三篇发表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章节，实际上杜国庠同志虽然执笔的初稿不多，但他对于全书的审查、修订以及对于主要人物的评价工作，付出过巨大的精力。

总之，杜国庠同志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这里所介绍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党的高龄科学家、革命活动家杜国庠同志忠于党的事业的优良品质将永为我们的楷模，他的科学研究成果无疑地将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