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同志，我们一般称他为杜老，他素来很健康，不料过了七十岁还得到胃癌而竟致不治。

我是一月尾上在昆明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才从古巴訪问回国。 二月二日 ，我做了两首詩来弔他。

（其一）铁窗当日着南冠，松柏后凋阅岁寒。

       早赋壮怀常落落，晚成大器自磐磐。

       东游共席推心腹，西狩同舟沥胆肝。

       尽翳成风臣善斵，郢人不作抚斤叹。

（其二）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风格胜前贤。

       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

       夜雨巴山窗尚在，风云潮汕榻尝联。

       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红棉读逸篇。

国庠同志是比较早期的日本留学生，他比我还要早几年。当一九一四年夏季我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的时候，他已经是该校的本科三年生。本科三年毕业，就快要进大学了。

他的志愿是研究经济学，但他对于哲学很感兴趣。当时有一位佛学大 师桂馨谷 先生在东京本乡讲《大乘起信论》，我和他一同听过讲。因此，我和杜老的班次尽管相隔颇远，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相互接近。

杜老在当时的态度，我觉得有点落落寡合。他平时既不轻易言笑，也不轻易结交朋友。但他是很和易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对谁动过声色。

杜老的专业是经济学，因此，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较早。记得是一九二四年，上海的孤军社曾经讨论过中国的经济路线问题，由于该社社员多是日本留学生的关系，也曾经分别向杜老和我征文。结果，只有他和我主张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人都和我们相反。那些人（其中包括叛徒周佛海）和醒狮派相呼应，成为了国家主义的别动队。这件事情给杜老的印象很深。在一九二六年，我们经过多年阔别，在广州重逢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向我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六年是“大革命”发动的一年。那年三月我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由上海到了广州。杜老那时是潮州中学的校长，四、五月之交他到省城来参加过教育会议，我们的久别重逢就是在那个时候。不久北伐军事发动了，我又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随军出发。在尔后一年中，中国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了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了中国革命。我们从南昌出发，一直打到了汕头，想把工农运动的基础比较巩固的广东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在汕头，我又和已经潜伏在地下的杜老见面了。这是在不少同志遭到牺牲之后的见面，我们的情谊是不同寻常的。驻在汕头的几天，杜老是和我在一道的，晚上并且同睡在一个铺位上。诗中的“风云潮汕榻尝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汕头失败之后，我们又分散了。这一分别又是十年。我在芦沟桥事变后由日本潜逃回国，举国人民所渴望的抗日战争终于发动了。在上海时，有些国民党的将领感受着军队中没有政治工作有很大的不方便，便以私人关系，通过我替他们组织一些政治工作大队或者政治工作队。这是后来国民党正式恢复政治部的先声。

首先组织的是在浦东方面的政工大队，由钱介磐（亦石）同志当队长。当时杜国庠同志刚从狱中出来，便参加了这个大队。不久钱介磐同志因病去世，杜老便代替了介磐同志的职务。

国民党正式恢复政治部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那时已进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阶段，由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之一，而由我担任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第三厅是 四月一日 才正式成立的，厅之下有三个处，处之下有三个科。我们请杜老来担任了对外宣传处第一科的科长。

当时的第三厅集中了不少的进步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我们只能宣传，不能组织。组织工作是由以康泽为厅长的第二厅所主管，我们的工作刚好被他对消。而且所谓宣传工作也很不自由，国民党从经济上来限制我们，第三厅自成立以后一直没有固定的经费。因此，就在武汉要撤守之前，我们已经是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了。

杜老是很有耐心的人。他适宜于做内部工作，工作作风很细致，很谨慎。因此第三厅的内部工作，特别是应付国民党的工作，差不多主要是杜老在担任。在武汉撤守之前，他曾率领过很大一部分人员的分遣队到衡山同政治部本部一道工作。其后迁到重庆，分城乡两地办公，乡下的一部分人比城里多，也是由杜老率领的。诗中的“西狩同舟沥胆肝”，说的也就是这些。

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三九年整个地迁到重庆之后，更露骨地执行着它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第三厅便更加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起初他们要求大家加入国民党，结果除掉少数司书和一两位比较高级的投机分子之外，谁也没有接受这个要求。后来他们就大规模改组第三厅，凡不愿入国民党的人都必须退出。但又怕退出来的人都跑到延安去了，因而又来了一个羁縻的办法，叫作“离厅不离部”。他们要我把退出第三厅的人组织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政治部管辖，但不在编制之内。这个委员会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的政治活动。

实际上国民党是把算盘打错了。它以为这样就限死了我们，其实倒更便宜了我们。我们倒利用了这个组织，老老实实地做了不少的研究和写作工作。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青铜时代》的绝大部分、《十批判书》的全部和《沸羹集》、《天地玄黄》中的绝大部分杂文，都是这时候写成的。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及《棠棣之花》的定稿，也都是这时候写成的。我的写作活动恐怕要以这个时期最为活跃。

再就杜老来说，他也踏踏实实地利用了这个时期来进行研究。他的墨家逻辑的研究、名家公孙龙子的研究，据我所知道的，都是完成于这个时期。诗中的“墨名绝学劳针指”，便指的是这一段工作了。当然，在这之外，杜老也还做出了好些文笔上的成绩，像批判胡适和批判前期冯友兰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杜老和我的确如他所说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我们在学术见解上有时也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他对于墨家便比较倾向于全面肯定，而我则是从发展与时代关系上批判地有所取舍。对于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和他争论得相当厉害。诗中的“尽翳成风臣善斵”，就是说我对于他的不客气。我的大刀阔斧式的作风，我自己也知道，恐怕只有杜老才受得了，但我正因此而尊敬他，而爱他，我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

顺便再说一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其他作用。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想限制我们，不准我们做对外的政治活动，其实在日寇投降前的一段时期内，对重庆的民主运动，文化工作委员会是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的。单是城内的办公地点天官府街七号就成为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的集中场所。因为究竟是个机关办公地点，特务小喽囉们不敢擅自进来捣乱。还有，在当时盛极一时的戏剧活动，通过戏剧的表演来进行宣传和批判，也主要是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来进行组织的。那时的戏剧活动，在政治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是完全盲目无睹，所以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他们忍耐不住，便索性把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了。

在三厅时期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期，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那一段时期的生活颇值得我们回忆，解放后我曾经有好几次到过重庆，并去凭弔过以前的城乡两地的办公地点，像城内天官府街七号和乡下的赖家桥全家院子（院内有一株大白果树），都还存在。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夜雨巴山窗尚在”了。但我知道，杜老在解放后却不曾去过重庆，而在今后更无去的可能了。

《便桥集》是杜老去世前不久自己编定的一个哲学论文集，卷后附有《红棉屋札存》。他去年曾经送我一册。我读他的书是特别感觉着津津有味的，因为除理性的享受之外还给予我以同生死、共患难的一大段生活上的回味。现在同志们把杜老的著作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起来编辑成集，我想杜老如尚健在，他总不会再客气地命名为“便桥”了。然而，杜老也是有自信的。因为他是党的优秀的儿子，所以他能起桥梁作用。只要是桥，便会引导我们，这可毫无疑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于从化温泉。   

（本文选自 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杜国庠文集》“序言”原版本，现一律遵照原版式样——编者）